总之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，作为一个史学大国，尤其是作为一个对世界文明做出过伟大贡献的国家，中国历史、中国史学往往受到外国学者的误解，甚至是歧视，这是极不正常的。对此，中国史学家是有责任的，中国的出版机制也是有责任的。因此，中国史学要进一步走向世界，除了加强对话，加强比较研究外，使更多的优秀史学著作走出国门，使其成为外国同行、外国公众了解中国史学、中国历史，乃是中国史学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，而这项战略任务的实现，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通力合作。史学家的责任，是要不断提高对话和比较研究的水平，有针对性地写出出色的著作，并努力推动其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
当然，我们也应当看到，这些年来，确也有个别的史学著作以外文出版，广泛发行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《中国通史纲要》，近20年来，不仅中文本印行了百余万册，而且先后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、日、西班牙、法、德、罗马尼亚、韩等外文本。[36]又如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用中、英文对照撰写的《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》、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》[37]，反映了作者对于学术成果“走出”国门的自觉意识和高度责任感。再如，近些年来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英文版陆续选编了一些史学论文，对介绍中国史家的最新的学术成果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尤其令人关注的是，在教育部的支持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外国出版部门合作，陆续出版各学科的英文版“学术前沿”，其中也有双月刊“中国史学前沿”（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），可望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