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，像道义论那样来看待我们自己，就是剥夺我们的这些品质、我们的反思能力和我们的友谊，它们都依赖于构成性谋划和依附的可能性。而且，把我们自己看作是既定要服膺这类承诺的，也就是承认有一种比仁慈所描画的更为深刻的共同性，它是一种共同分享自我理解的共同性，一种“扩展了的爱”。正如这种独立的自我在他无法与之分离的那些目的和依附联系中，发现了他的种种局限一样，正义也在那些既涉及身份也涉及参与者利益的共同体的形式中，发现了自己的局限。
对于所有这一切，道义论最后可能会作出让步并给予一种区分：允许“公民在其个人事务中……保留各种依附和爱，他们相信他们不会或难以离开这些依附和爱”，他们“认为，在没有某些宗教的和哲学的确信与承诺的情况下来看他们自己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”。但允许这种情况是一回事，而对于公共生活来说，情况则有所不同。在公共生活中，任何忠诚或效忠对于我们的认同感都不可能是同样根本的。同我们与家庭和朋友的联系不同，任何对城邦或国家的奉献，或是对党派或事业的奉献，都不可能深刻到足以确定这种联系的地步。与我们的私人认同相对，在我们的善观念中，我们作为道德个人的“公共身份”，“并不受时间变化的影响”。如果说，在私人领域，我们可以成为具有深厚构成的自我，那么，在公共领域里，我们则必须是完全无先定约束的自我，也正是在这一领域，正义的首要性［主张］才得以盛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