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一步言之，汉末与唐末所引起的分裂还有程度的差异，汉末引起的分裂时期很长，若从魏文帝黄初元年算起，直至隋灭陈，前后有390年。如果自汉献帝兴平二年孙策割据江东算起，则更长。而唐末的分裂从后梁太祖起算，到宋太宗灭北汉，不过73年。这样看来，有一个问题就值得我们思考，为何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引起的分裂次数很少，且分裂时间趋短？这个问题很大，不容易一下子说明白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，那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在确立了这一制度以后，不断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有技术上的改进，使得中央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，分裂的可能性越来越小。即使一旦分裂，也会比较快地走向重新统一。黑格尔以为中国没有历史，有的只是王朝的更迭。但他不知道中国历史的机制是渐变而非突变，如果从更长远以及更大范围来看，则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演变是有损有益，也就是对前代制度有继承的一面，也有改革的一面。继承是保持连贯性，改革则是为了适应新形势。所以孔夫子在回答子张“十世可知耶”的问题时，就答道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，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”。从过去的朝代汲取历史经验与教训，对前代的制度采取有损有益的政治措施，成为中国历代政权运行的基本脉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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