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何休同时的仲长统,也发表了历史演化说,在历史动力上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,以具有人文主义特色而引起人们关注,在历史趋势上,却认为是“变而弥猜,下而加酷,推此以往,可及于尽矣”[38],表现为历史倒退论。何休的三世说,没有涉及历史动力问题,但在历史趋势的看法上,是进步的,是乐观向上的。在东汉末年的衰乱之世,何休能跳出现实的限制,以哲学的眼光道出历史的光明前途,实在难能可贵。
何休的《公羊》三世说产生了很大历史影响。晚清《公羊》学大兴,康有为赋予三世说以进化意义,改造成为披着传统外衣的资产阶级学说,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。
“大一统”本为《公羊传》开宗明义揭示的要旨,在诸侯纷争之世表达了天下统一的思想,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,把大一统说置于天人合一体系之中,强调: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,天地之常经,古今之通谊也。”[39]为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。而何休将大一统思想的阐发与张三世、异内外结合起来,构筑成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,使大一统说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丰富的思想内涵。